卢泽明《慢速之境 ——曹阳作品及其他》

到浓园的曹阳画室于我总是一段愉快的时光，看他的已完成或未完成的画，和他聊天，抑或沿着他的那幢大房子走走，看看他太太经营的精巧的蔬菜园，心情便一点一点地化入野趣之中了，仿佛浓园与城市隔着遥远的距离。他和太太也喜欢浓园，尤其在夏天夜晚，这片如乡村一般的地方，有着浓浓的黑暗，可以听着蛙鸣，仰望星空。

曹阳在大学教书，每一周的许多天还得去上课。在校园与浓园之间不到20公里的路程，于是有了入城和出城的交替。尽管曹阳在成都市内长大，但今天的曹阳属于乡野。喜欢浓园的那种乡下的感觉，他的画笔越来越流连于比浓园更远处的乡野了。

他笔下的乡野被人称作“河湾”，那是成都平原常见的景色。寂寞的小河，荒芜的田野和静静的树丛。他的这些画作并不清晰，也不浓烈。因为他所醉心的是成都平原的冬景。冬日的成都，常常雾气蒙蒙，显得阴郁，充满悲伤。曹阳的画面一般选择有河湾的这一段风景。那种不经意的弯，会给画面带来一些想像、一些希望。这使得冬天不那么令人绝望。我曾经在这样的风景中散步，携带着无望的爱情。他画中的那些失去叶子的树是我所熟悉的。这些挺立的孤独者是水杉和榆树，它们丰饶而细碎的枝杈占据着画面较大的空间，有时你会觉得它们伸展到心灵的深处，给你些许温暖。

他的画中也有大面积的寒冷，比如他擅长的另一类题材：冬日的藏区。然而，他身上有一种成都所孕育的温情。他的“河湾”有时要透露出他的这种底色。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优雅的冷淡中渗透出来暖意，如绅士一样浅淡的笑容。

画风景画，在一个言必称“当代”的语境中，是何等的危险。对于那些吃力地攀吊在“当代艺术”这列疾驰的火车上的画家们来说，又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但曹阳我行我素，“我喜欢美的东西，这无法改变”。

玩世主义和泼皮主义极大地影响了画界，盛行好些年了，学院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这种时髦，曹阳的一个学生振振有词地说“大头症”代表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所以他要画那些空洞的大脑袋。实质上，玩世主义或者泼皮主义使一些画家获得了成功，但这种成功很快为商业所挖掘，大量的仿制品涌现，尽管画面上千姿百态，但归根结底是商业化的大合唱。与创造力无关，更与真诚无关。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川美毕业后曹阳就职于峨眉电影制片厂。那时候画电影海报，往往被要求使用港体字。曹阳意识到这与眼下的“当代腔”异曲同工。曹阳有一双冷眼，无论是看待纷纭的社会还是喧嚣的画坛。学生们的“大头症”被他一眼看穿：假个性，真媚俗。遭遇“大头症”学生，曹阳感到恼火；但遭遇曹阳这样的老师，学生有幸。

商业化的一个基本途径是将市场成功者的作品符号化和模式化。以便“量产”。故而，画家们变成了“设计师”，涂抹颜色的事儿交给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这种被冠以“当代性”的符号，如今已经充斥着各种展览和卖场。并且，游戏要继续下去，这种“当代艺术”就要占据着绝对主流的位置，任何质疑和偏离都会被逐出。这形成了一种“当代艺术”的强权主义或者说是霸权主义。致使边缘画家们患上了焦虑症——担心被排斥于“当代艺术”之外。

一般说来，绘画是个人化的表达。“当代艺术表达个人对社会和政治的态度，而态度的表达形式就是当代艺术的语言。”问题是我们只有一种态度吗?艺术家的态度比别人更重要吗？更高明吗？作为一个观者，对于大多数艺术家的社会深刻性我几乎不抱什么希望。那种所谓的概念观念并不能长久地吸引我。相反，绘画形式本身才是打动我的原因。要知道，绞尽脑汁地生产概念，艺术家怎么也不是理论家评论家的对手。概念式的东西是苍白的缺乏生命力的。是对当代生活的一种曲解和对其复杂性把握的无能为力。

为什么当代艺术玩的就是心跳？离开“刺激”这个血淋淋的主题，当代艺术就不复存在了？为什么“吴冠中的画就只能进入潘家园而不能在798展览”？嚣张的言辞背后不是正义、也不是真理，而是利益。其实，在中国，要求一律的话语并不陌生。只是我不太明白，在多元化的背景下，这种语言竟然还会有很高的分贝，并且产生了吓人的效果。《中国油画》主编王琨写过一篇文章《师爷来了》，揭露出我们中国个别具有开创性的“当代艺术家”的所谓创造，不过是对德国人里希特的剽窃。我以为，商业性的复制与剽窃只有一步之遥。当里希特的作品到来的时候，中国的徒子徒孙们总该有几分清醒才好。

曹阳不是“当代艺术焦虑症”的患者。他的生活一如既往，他的绘画风格十几年来变化很小也很慢。他不是一个“追逐”的人。他画藏区、河湾和成都的老街道。表明他对身边熟悉的东西感兴趣，希望从中挖掘出不一样的独特的美感。这使我想到了莫奈，这位对植物着迷的画家就不断地画着他居所附近的风景，晚年时，干脆一遍遍地描绘自己在吉维尼的花园。这造就了莫奈的伟大。

画家之所以与他人不同，是因为他手中有一支画笔。对色彩的感知力和辨别力，对光影的捕捉，对线条的敏感，才是构成画家的本质属性。不管怎么说，绘画终归是一门手艺活。曹阳的“缓慢”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一个人，只要置身于现实中，有感知能力，并且关注着当下，他的“当代性”就自然而然。从上世纪90年代起，曹阳开始画成都的老街老房子。这些场景透露出丰富的信息，让人感到亲切。但是，随着大规模的城市拆迁，这些街道和老房子消失了。难受、心痛促使曹阳不断地追忆它们。留在画布上的它们于是成为一曲挽歌。我与曹阳是同龄人，我十分感谢他将儿时记忆中的场景包括一些十分细微的感觉完美地呈现出来。美国思想者《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的作者丹尼尔.贝尔很早就意识到在一个经济唱主角的社会，人文艺术是政治、经济的天然抵抗者。的确，曹阳作品越是打动我们，其批判力量就越为凸显。对那些追逐“当代性”的艺术家，这无疑具有深刻的启发性。

曹阳具有一种画家身上罕有的人文品质。因为在许多“成功画家”眼中，谈社会批判意识谈人文关怀是很“傻逼”的。但是，要知道，人文作为一种平衡力量，对于急功近利的中国社会是何等重要！中国社会现实中的最深刻的冲突必然存在于文化层面。回避人文，依赖于所谓的各类当代性符号的组装，这样的作品呈现出的批判性是浅陋的，十分令人怀疑。首都师范学院教师陶宇博士认为，技巧到文化内涵的延伸构成艺术的整体魅力。这个观点透露出评价作品优劣的两个要素，即作为绘画艺术本质特征的技巧或曰绘画语言和文化内涵。事实上，只有沿着历史和现实的经纬才能对这两个元素作出有价值的考量，因为绘画语言的创新是基于历史的判断。而文化内涵是对当代精神的把握。世界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是文化累积的结果，如果一个艺术家回避甚至否认文化性，其当代性就是一种童稚状态，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许多的中国当代艺术总是呈现出弱智主义的面貌。

杰出的当代绘画作品应当是画家感受力和表现力的完美呈现。它带给我们的感受应当不是简单的一个或几个概念，它的丰富性应当从画面中蔓延开来，让我们兴奋激动，甚至难以言说。在技巧上创新精进，整个生命投入到现实中去真诚感受，然后表达。不为时尚所动，不在眼花缭乱的概念的迷宫中迷失，遵从自己的内心，始终如一。这是曹阳这一类画家令人起敬的秘密。

2009年6月11日于成都